“资产负债表应当成为当前宏观政策的焦点问题，也应当成为当前政策的着力点。只有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经济才能稳得住”，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日前接受金砖财经独家专访时表示。

这个判断是刘尚希向决策部门提出来的一个建议。他表示，现在要“稳住经济大盘”，首先得稳住这些微观主体，微观主体包括企业，还有居民。企业的稳定实际上建立在资产负债表基础上，资产贬值、负债率很高的情况下，企业就会收缩，居民也是一样的。

刘尚希现为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作为国家财政智库专家，他曾出访过二十多个国家，调查研究的足迹遍及全国所有省市，并在二十几个省市政府部门及大学做过专题性学术演讲。多次主持或参与国内重大课题研究和国际合作课题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共理论与政策，包括公共风险、公共财政、财政风险、增长与分配、公共政策等。

在刘尚希看来，财政转移支付促进了区域之间的财力均衡，发达地区确实是对中央财政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但“净上缴”概念其实是不准确的。“土地财政”下降只是一个现象，观察财政需要有整体观。专项债资金花不出去的现象的确存在，会逐步得到缓解。“保交楼”的问题，不仅仅是把眼前的烂尾楼完工，还要避免以后再出现新的烂尾楼。对广大中小微企业而言，仅仅在“融资贵”上做文章是“捡了芝麻丢掉西瓜”，融资渠道少、窄是更大的问题。

刘尚希视野极其开阔，对热点问题直言不讳，治学严谨，为人谦和，语气平和，“现在的营商环境，我觉得舆论环境也要包含进来，其影响很大……就业、增长、共同富裕、国家安全等等，再回到仅靠国有企业的那个体制，能行吗？肯定是行不通，这个路就会越走越窄，对普罗大众来说是一个灾难”，刘尚希对记者表示。以下为采访实录：

一、“六省一市养全国”？“净上缴”概念并不准确

《金砖财经》：院长，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专访。中央明确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东南沿海5省市经济体量占全国1/3以上，财政收入占比近4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近8成，有力支撑了国家财力和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您如何看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

刘尚希：财政转移支付促进了区域之间的财力均衡。从财政的角度来说，不同地方发展的差距造成财力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要通过中央的转移支付提供相应的财力支撑。

从世界各国来看，都在通过转移支付来平衡各个地方因发展的差距而导致的财政能力的差距，实现财政能力相对的均衡。中国比其他国家的区域差距更加明显，东中西发展差距具有历史、自然的多方面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就离不开转移支付这个工具。尤其是遇到经济下行的压力，更需要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地方“三保”，保障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能力。

《金砖财经》：财政转移支付有没有一些副作用？

刘尚希：副作用是有的。一些地方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比较大，特别是地方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的，将会随着时间延长对转移支付产生越来越依赖的心理。有的地方对中央的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可能达到了70%-80%，有的达50%-60%，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如果说一些地方要长期依赖中央转移支付来过日子，“等、靠、要”的心理可能会慢慢强化。要避免这种副作用，必须有配套的激励机制。

转移支付能解决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的问题，但是它很难去解决各地发展的差距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促进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保证人的基本生存和获取基本能力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有着相应的义务提供必要的保障，国家财政也有必要进行区域平衡，但是各地区发展的差距依赖于内生动力的增强。转移支付在促进区域公平方面作用明显，但它并不能直接促进发展差距的缩小。

如何促进各地发展差距缩小，关键是将转移支付实现机制怎么样进一步完善。

譬如通过转移支付，通过促进区域的公平、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转化为人力资本积累，人的能力普遍提升，这样也能促进区域效率提高。缩小发展差距，关键是对转移支付的绩效考核上，不能仅仅满足于产出：获得转移支付资金，干了些什么事儿，这就是产出；产出还得转化为成果：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提升，转化为能力水平的提升。如果转移支付能落到人力资本积累及其差距的缩小上，就可以为区域效率提升打下一个基础。转移支付其实是既有促进区域公平的这种作用，也有提高区域效率的作用，这种双重作用在现有机制下没有全部发挥出来。

因此，促进区域效率提高还依赖于体制机制的完善，现在一些考核指标的设计上，尤其是在绩效的评估上还要进一步去完善，才能真正实现。

《金砖财经》：最近有一个说法，“六省一市养全国”，您如何看？

刘尚希：按照现有分税制体制，发达地区的经济能力财政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强。从收入来源的区域分布上来看，发达地方占比较高，欠发达地区占比较低，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分税制体制下，比如增值税是55分成，总量上发达地区大，中央得到的也多；而在欠发达地区，增值税总量小，中央从欠发达地区所得到50%的部分也要小得多。整体来看，中央整体财力规模，更多是来自于发达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地区确实是对中央财政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你前面提及的“净上缴”这个概念其实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是不准确的，仅仅在实行财政“大包干”体制下才成立。对于地方来讲，分税制条件下不存在上缴，只有分税。至于是否获得中央的转移支付，取决于分配公式和触发条件。

二、“土地财政”下降只是一个现象，观察财政需要整体观

《金砖财经》：今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滑。根据财政部的最新数据，1到7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827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1.7%。房地产下行，“土地财政”很不乐观，下一步是否要通过政府发债解决财政问题？也有担忧认为我们的宏观杠杆率已经比较高，此举可能会给金融体系带来一些风险，您如何看？

刘尚希：财政的问题涉及到开源节流的问题。从财政收入本身来讲，开源取决于在经济状况，经济好转，触底回升，财政收入就会增加，比如说像原材料价格上涨，增值税增加，眼下产煤多的一些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较快。

当前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去稳住宏观经济，也是间接稳住了财政收入来源。尽管花了一些钱，但同时有利于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财政收入的稳定，这不能仅仅局限于财政收支本身去看，要培养财源，放水养鱼，“水多了，鱼多了”，财力就多了，这样就会形成良性循环，解决财政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

节流就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当前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对所有的支出要“排队”，轻重缓急都要搞清楚，也可以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节省一些开支。

如果这些措施都采用了以后，另外一个措施就是融资。通过财政融资的办法缓解财政必保的支出。

融资一个就是发债，中央发国债、地方发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包括一般债和专项债。

当前发一些债券去满足政府投资、公共服务的需要。从短期来看，能扩大需求有利于经济稳定。从长期来看，一方面能形成公共资本，比如说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了，未来经济增长的后劲，发展的后劲更大。同时公共服务方面的一些支出，可以积累人力资本，也有利于效率的提升。

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两者结合起来，有利于未来经济增长。当然现有的支出，无论是用于消费，还是投资，都要真正形成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财政和经济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看当前财政困难需要一个整体观，要把财政放在整个经济社会当中去考虑，不能仅仅孤立地考虑财政收支本身，仅仅算财政的收支账，视野就有点窄了。要从短期放大到中长期去看，短期来看可能是面临一些困难，但是放到中长期去看，随着财政与经济良性循环的形成，财政问题逐渐能得到缓解。

《金砖财经》：这是否意味着，对“土地财政”减少的容忍度更高了？

刘尚希：“土地财政”是一个通俗的说法，不能说财政收入来自于哪个方面就叫什么财政。财政收入来自于土地，叫“土地财政”，来自于烟就叫“烟财政”？不能这么去理解问题。

在当前发展阶段，政府掌握土地并将其使用权出让获得收入，这与行政性收费性质上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你家里有房子，住不了可以出租，获取租金收入，这是一个道理。在公有制条件下，政府拥有土地，出让给市场主体，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得按“招拍挂”的方式去获取土地，政府获得相应的收入。这几年房地产行业发展比较快，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是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其产生的税收收入以及产生的土地出让金也是水涨船高。

房地产业过去长期来是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来对待，发展非常快。在这种情况下带动了土地市场繁荣，地价不断攀升。现在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房地产业也是很重要，体量很大，但是不能老把它当作支柱来发展。定位也得有变化，它是一个重要的行业，但是也不能老是当成支柱来看待。

随着定位的变化，房地产行业会有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土地市场也会出现调整，来自于房地产业的税收收入会减少，乃至土地出让收入自然会减少。俗称所谓“土地财政”下降，实际上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土地市场调整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现象，从结构调整角度去看，还可以从整个房地产业发展转型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获得政府收入的一个来源判断。

房地产业提供的收入占比在下降，有些地方可能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比较高。随着房地产业调整，对有的地方来讲，尤其依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受的影响比较大，财政运转就非常困难。解决方案只能是通过对地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逐步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出现断崖式下降的情形，恐怕会给地方的财政带来巨大风险，现在国家也没有说对房地产业要进行断崖式整顿，还是要保持稳定，各个地方在这个基础上逐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办法。

我们讲的“土地财政”，还是会有收入，只要是城市化，城市人口增加，城区建设面积扩大，还是有收入。还有一些存量的土地要盘活，也会有一些收入，还有像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也会带来相应的收入，这属于政府的资产性收入。这一块资产性收入总是会有，在公有制经济条件下，资产性的收入不仅仅是土地，还有经营性国有资产，这些都会给政府带来相应资产性收入。

《金砖财经》：地方收入不够的话呢，是否要通过发债来解决问题？

刘尚希：要搞清楚发债是为了什么。像专项债，肯定不是保基本运转的，专项债是为了“稳住经济大盘”的一个政策措施。

如果是属于基本保障，地方还有两个收入来源：一是转移支付，二是一般性债券，都能保证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基本运转。“三保”也是通过各种转移支付，基本上能够保障，不需要再通过发债来保基本、保运转。一些地方财政比较困难是土地收入减少很多，在建设方面的支出受到一些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专项债实际上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缺口。

三、专项债资金花不出去的现象确实存在，会逐步得到缓解

《金砖财经》：中央强调要“用足用好专项债”，学界有声音认为，一些专项债花不出去，在于财政方面的规矩太多，地方不敢用，您如何看？

刘尚希：专项债的问题比较复杂，财政部门是出资的，钱出去是要花到项目上，项目首先得要符合规划，如果说前期项目准备不足的话，钱就发不出去了。一些地方可能就是钱有了，但是若项目还不够，钱在账上趴着，这种钱等项目的现象在一些地方都存在。

要“稳住经济大盘”，发债下达的指标提前了，提前使用资金，但是项目不可能像发债一样，立马可以提速。发债可以加班加点，相对来说容易。但是项目准备还是需要时间，一个项目从可行性研究确定地址，进行评估，涉及到很多技术问题，还有一些社会问题。任何一个项目建设要落地的时候，涉及到对环境的影响，对居民的影响，项目的未来的现金流如何？这些都要进行研究、测算与评估，一系列工作下来以后，才能把钱配到项目上。所以，钱和项目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匹配，导致专项债资金难以及时地花不出去。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是随着项目进度加快，这种现象会逐步得到缓解。

四、修复资产负债表应成为“稳住经济大盘”的着力点

《金砖财经》：您曾表示，“资产负债表应当成为当前宏观政策的焦点问题，也应当成为当前政策的着力点。只有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经济才能稳得住”。目前，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存在什么问题，如何帮助企业和居民修护资产负债表，政策上如何着力，还有多大的空间？

刘尚希：这个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建议。要“稳住经济大盘”，首先得稳住微观主体。微观主体包括企业，还有居民。企业的稳定实际上建立在资产负债表上，负债率很高的情况下，企业就会收缩，居民也是一样的。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会恶化。

资产负债表恶化有多方面的因素。经济下行，营收可能会减少；企业时不时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即使有订单，能不能完成，有很多不确定性。运营困难，最典型的就是现金流紧张，就要去借债，债务率就上去了，财务费用增加了。如果企业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叠加经济下行，未来前景难以预期，企业就不会再去扩张，增加投资，可能就会收缩了，有一点钱也赶紧去还债了。如果大多数企业都出现这种情形，整个经济就会收缩。

居民资产负债表也有趋于收缩的情况，消费支出减少，消费贷不愿意贷了。年轻人的消费贷在以前增长挺快的，现在停滞不前了，甚至下降，说明年轻人不愿意通过贷款的方式来消费了；还有家庭大宗消费，比如买房，现在贷款愿意下降，购房人数就减少了。

这样一来，就会内需收缩，这不仅表现在房地产，整个消费需求都在收缩。社会消费品零售指标现在也不是太好看，按揭贷款大大减少表明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实际上也在收缩。

为什么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会收缩？经济景气时人们的收入增加，有信心去维持月供，或者说用新的按揭去购买更大的房子。在经济下行时，居民收入受到影响，若对就业前景不看好，对收入增长也不看好，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会收缩，导致内需不足，经济增长就会下来。

企业是供给方，其资产负债表收缩的话，表明企业供给在减弱，供给方在收缩，加上居民作为需求方也在收缩，供给、需求都在收缩，供应与需求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负反馈，负反馈形成后经济就下行了。经济增长是在供应、需求形成一个正反馈，比如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的拉动供给相互强化，经济自然就能增长。反过来，供给收缩会导致需求收缩，供给收缩意味着就业岗位减少、收入来源减少，需求就会收缩，供给方也跟着会收缩。这个影响和相互强化形成了供应与需求之间的负反馈，那么经济就会下行。

从宏观经济来看，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负反馈的形成，取决于对企业与居民微观的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如果资产负债表普遍恶化，经济肯定会下行。

企业、居民都是经济细胞，细胞有活力，经济才有活力。从源头来看，让经济从收缩的状态扭转过来，稳住它，在这个基础上再逐渐反弹，需要修复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修复以后，居民敢花钱了，需求扩大了，市场扩大了，供给端的企业也敢投资去扩大规模了，或者是搞更多的创新，那么供给需求之间就形成一种正反馈，从负反馈转向正反馈经济才会逐步上行。

机理就是如此，基于供需之间的循环，基础是在微观的资产负债表，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正是基于这个考虑，要从资产负债表角度去解决问题。

对于企业来说，面临的问题就是现金流问题。现金流问题一个可能是借不到钱，还有一个可能是营收减少。如果营收在收缩，要维持运转就会非常困难，甚至资不抵债，就得破产，退出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企业活下去，现金流能维持运转，让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得到改善。

其实，当前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也是有助于修复资产负债表，只是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进行观察、评估。譬如说大规模退税，对于企业来说，尤其对中小微企业，退税相当于增加了现金流，减轻了融资的压力，有助于资产负债表的改善。还有降税、减费，都有助于企业资产负债表改善。除了这些短期措施，让企业稳住，企业有意愿进一步去投资搞创新研发，有长远考虑，需要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

稳定的预期就是，让其资产负债表调整能找到一个方向。比如资产估值，与预期是直接相关，资产到底会升值还是在贬值或者说不变都与预期有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不仅仅是财务的账面意义上的，而且还会基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未来的预期而变化，比如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资产的估值一直在发生变化。

一些高碳行业的企业资产负债表，其资产的估值一直在变化。从宏观方面，一定要给出明确的预期，预期牵动估值。估值稳定，私募股权也敢投，要不然投进去万一血本无归，没法对投资者交代。舆论环境对稳定预期也很重要，这种预期就涉及到各个行业、企业的资产估值的问题。

五、“保交楼”的问题，不仅仅是把眼前的烂尾楼完工

《金砖财经》：“保交楼”已经被纳入中央顶层设计框架，上升到了“全方位守住安全底线”的高度，地方政府的责任也被“压实”。从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视角来看，您认为房企信用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如何看这一波房企纾困与房地产市场前景？

刘尚希：房地产行业的前景，要从宏观上去看，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首先要看“森林”，如果宏观问题看不清楚的话，从微观角度去看问题可能更看不清楚。

大家提及的房地产现在主要是指城市的房地产，没把农村包含进来。以前的房地产业，没有考虑到保障房、廉租房、公有产权房等，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一定要考虑，房地产行业不仅仅是一个完全纯粹市场化的行业，虽然有市场化的基础，但是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就不管了。有钱的要买房，买不起房的怎么办？毕竟社会低收入者占比很高。

政府连续多年都在搞保障房建设，保障房建设现在主要针对有户籍的城市居民，农民工没有真正考虑进来，制度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个动态社会，要从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角度来考虑房地产行业发展模式和转型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以人为本”上来，居住在城市的农民现在将近3亿人，怎么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呢？

不能眼里看到房子，只看到“物”，更重要的是房子是用来住的，要看到“人”，人要有房子住。农民市民化，城市化过程不能逆转。经济、社会的空间形态将是城市群、都市圈为主体的形态，是主干，而县城、特色镇是枝叶，怎么与经济、社会的这种空间形态变化结合起来考虑，不能局限于一个狭隘的房地产市场概念。

把宏观的问题考虑清楚了，再去考虑微观问题。现在面临的“保交楼”问题也好，房地产企业困难也罢，在深度调整过程中，房地产行业肯定要重新洗牌，这是不可避免的。稳住房地产业，不是原子化的保住每个房地产企业，而是要保证整个行业稳定。应当强调，保行业稳定不等于是保住每个企业，这是两个概念。

房地产业的发展模式及转型，应当以市场方式、法治方式推动并购重组（重新洗牌），在这个过程中去实现行业发展模式转型。有的企业可能负债率太高，资不抵债，该破产就破产，没有必要每个企业都去保，都保不符合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规则。房地产业怎么洗牌，还是要发挥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有一点要坚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等于政府直接干预、下命令，市场并购必须按照市场规则办，政府可以协调做“媒人”，但不应急功近利去搞拉郎配，否则，就不是基于市场化、法治化。“保交楼”的问题一定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法治制化的方式来解决。对“保交楼”国家已经做出部署了，现在也取得一些进展。

“保交楼”的问题，不仅仅是把眼前的烂尾楼完工，还要避免以后再出现新的烂尾楼问题，怎么样去避免增量问题？如果机制建设跟不上，很可能是一边消化存量的烂尾楼，一边增量的烂尾楼还在不断出现，会非常麻烦。这里涉及到政府监管，涉及到预售问题，涉及到房地产企业开发模式的问题。

在当前情势下，政府要提供一些资源，形成一些明确的预期，这样的话，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调整、重新洗牌就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如果持续时间太长，可能就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可能引发新的风险。

此外，银行对房地产业贷款的态度，在什么情况下支持，什么情况下不支持，具体的政策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不能说对整个行业搞一刀切。现在有些信贷政策一刀切，整个行业都受影响，这是一种行政化的方式，与市场化是不吻合的，与商业银行作为市场主体的自身定位也不吻合的。监管部门的风险识别要防止短期化、直观化、表面化和线性化，其风险识别能力要进一步提升。

六、在“融资贵”上做文章是“捡了芝麻丢掉西瓜”

《金砖财经》：国务院将部署推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的措施。据我们所知，除了融资成本，一些中小企业融资仍面临不小的障碍，您有何政策建议？

刘尚希：实际上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融资难”的问题，一个“融资贵”的问题。“融资难”实际上与体制、机制有关，“融资贵”是一个市场定价的问题。我们平时把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有点“眉毛胡子一把抓”了。

在当前形势下，很多企业能融到资就不错了，融资涉及到通道，资金怎么融来的？我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在这种融资结构下，很多企业只能去找银行贷款，而中小微企业找银行贷款实际上有很多障碍。中小微企业贷款的特点是贷款规模小、要钱很急，传统的银行模式和大银行来做，成本高，风险高，要对风险状况进行尽职调研，很难做到。

现在国家采取措施要向中小微企业倾斜，中小微企业跟银行存在信息不对称，小微企业的特点是太脆弱，生存期平均也就三、五年，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也感觉到风险大。

中小微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是非常困难的，比如一些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可以吸引一些风投，但只是少数，如专精特新企业。发行债券也很难，如果上市，A股很难上。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不发达的情况下，融资的渠道确实很少。

中小金融机构布局上依然也存在一些待完善的问题。现在是大银行唱主角，中小金融机构这些年发展很快，出现了农商行，甚至有村镇银行，在服务中小微企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中小金融机构的能力不足，自身也很脆弱。

应政策要求，工农中建等大型金融机构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优质客户被大银行抢走了，对于中小金融机构来说，优质客户越来越少，意味着说他们的风险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内部治理、风控水平不高，比如村镇银行和各地的城商行和农商行等。现在对它们定位为区域性金融机构，监管如何到位，内部治理如何跟上，服务能力如何提升，这是当前需要面向未来数字化去考虑的转型问题。

银行模式的转型十分紧迫。从传统银行模式变成数字银行、数字金融，现在快速迭代的数字技术手段，可以更好地为中小金融机构服务，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手段，可以建立更加完善的风控模型。当然，中小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又依赖于数字化中介商与中介市场的发展。数字金融科技发展实际上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提供了一个解决通道和路径。受各方面因素影响，目前发展不尽如人意。

目前设立担保公司，为中小金融机构提供各种担保，提供一些贴息，激励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贷款。这些措施还是有用的，但是整体来看，“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再一个就是“融资贵”的问题。有的机构数字金融做得比较好，比如通过网络化，和大数据、人工智能，创建风控平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人工风控模式，给中小微企业贷款，成本比较低，风险可控。但贷款的利率相对高一点，有人抓住这点，认为“融资贵”，否认这种新模式的积极意义。其实，贷款利率高一点，对中小微企业来说，能够接受。因为增加了贷款的便利性，应急的时候很快能得到解决。利率虽比大银行利率高，对企业来说如果贷款很快、很便捷，就相当于降低成本和风险，提高了收益。

比如说浙江网商银行，他跟客户贷款是310模式，310模式是利用大数据，给贷款人画像，画像在3分钟就弄完了，3分钟决定贷还是不贷，一旦审查通过，1分钟到账，零人工干预，完全是智能风控，简称为310模式。

这种模式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特点是很匹配的。中小微企业贷款的金额少、期限短、周转快、频率高，只有数字金融模式能满足其需要，传统人工方式尽职调研无法操作。若是一笔贷款半个月还不能到账，对急需周转资金的企业来说，“黄花菜都凉了”，利率再低也没有意义了。

对于一些中小微企业，要考虑其融资需求特点，不能主次颠倒，在“融资贵”方面大做文章，否则便是“捡了芝麻丢掉西瓜”，应该抓住当前中小微企业融资中的主要问题，在“融资难”上下功夫。中小微企业能够便捷得到贷款，利率稍微高一点也没有关系，便捷性实际节省了成本，降低了风险。当然，能降低就应当尽量降低利率，但不应以牺牲便捷性为代价。

七、现在的营商环境，舆论环境很重要也要包含进来

《金砖财经》：去年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回升到7%，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9%快了两个多百分点。民间投资的作用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如何激活民间投资的活力，恢复企业家信心？对于弘扬企业家精神，您有怎样的思考与建议？

刘尚希：需要对舆论环境进行引导，对民营企业现在有一些负面看法，有些人用传统理论，贴上过去的一些标签，从原罪的角度去进行批判，这样对很多民营企业来说，可能有点“胆战心惊”。要形成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很有必要，不能因为个别企业、个别资本存在问题，就全盘否定。

以前讲营商环境可能更多是关注一些政府办事的效率，政策及监管，这些当然也很重要。

现在的营商环境，舆论环境也要包含进来，其影响很大。大家有不同看法，有分歧很正常，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但不能否定民营企业，退回到老路上去，这样民营企业就没法发展了，大家都“躺平”了。想创业的不敢创业了，想投资扩张的也不敢了，民营经济萎缩，大家都往“体制内”挤，都到行政事业单位，到国营企业，再回到仅靠国有企业发展的一个体制，能行吗？肯定是行不通，这个路就会越走越窄，向往传统的“计划经济”，依靠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对普罗大众来说是一个灾难。

公平竞争审查，反垄断，要有新思维，现在是一个“垄断竞争”的时代，不是教科书上的那种原子化的充分竞争；也要从所有制角度去看公平竞争，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资本之间进行公平竞争、平等保护。这些事情做到位以后，可能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